现在，微信是每个人手机上必不可少的一个软件，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都是通过微信进行的，本文作者通过分析微信的部分用户体验，向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媒介和公共性的观察和思考，一起来看看吧。

从成立伊始，沙丘研究所就主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内容。和大家一样，我们也是这个App以及平台的日常使用者。在这里我们分享一些关于媒介和公共性的观察和思考。欢迎大家的进一步讨论。

一、微信公众平台是诸多媒体的主要活动场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分析微信作为一种“超越文字（go beyond words）”的媒介。

“超越文字”一说是指在微信App里面，图片、视频、直播等“新媒介”相对优先于传统的书面文字。对不少观察者来说，这既可以说是微信一开始取得巨大成功的必要因素，也是微信在面对抖音、B站等去文字化平台竞争下，将来会继续推动的发展方向。我们在这里想要提及的是，这种媒介的取舍对于虚拟世界的公共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体来说，微信和微信公众平台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力和代表性。因为微信App和公众号平台的活动量和使用量如此巨大，我们似乎可以在这里看到中文互联网信息洪流的速度、方向或者说一些规律——可以说它体现了一个线上的“整体的”中国社会。我们自己的账号“沙丘研究所”在很多其他平台上也有账号，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微信公众平台作为大本营来活动。很多（自）媒体机构选择微信公众号作为主要基地出于三种原因：可见、中立、熟悉。

和很多国外的情况类似，中文互联网的社交媒体生态里绝大多数的用户和流量汇集在几个主要的公司那里，不依附这些已有的、大家都惯用的平台而自己去开辟新的媒体通道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一点，很多媒体没有急于做自己的网页或者App，毕竟这有些费力不讨好。微信公众平台作为日活用户超过十亿的“国民”App，它保证了可见——基本的阅读量和活跃度。

其他一些中文社交媒体，譬如说豆瓣、知乎、微博，这些平台对于社会事件或者一些既有学科，它们各自的用户已经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站位和话语系统。这些站位和话语不存在好或者不好，只是说作为内容创作者，想要在这些平台当中生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先熟悉它们各自的语言，学会各自的“谈论方式”。

相形之下，微信公众号相对中立。当然，它中立，并不是说其中的每篇内容都很中立，而是说因内容量巨大，其中既有比较左的，也有比较右的，有低幼的，也有高深的，这些大杂烩中和出了一种中立的表象。这一点的好处在于，在这个巨大的用户体量中，不同风格和态度的公众号能够吸引到各自的读者群。

最后，许多媒体的成员和创作者也都是微信的用户，对这个平台相对熟悉，也知道怎么使用它更垂直和快速地把内容递交到读者手中。

二、微信App和它恰当的优先关系

像开头所提到的，我们粗枝大叶地把微信一开始（甚至到现在）的成功归因于三点——优先手机端而非电脑端、优先熟人社会而非公共领域，优先语音和图像而非书面文字。

在一个软件开发的层面上：就像是QQ的出现响应了1999年家用电脑的增长，出现在2011年的微信响应了智能手机的增长。QQ是基于PC端打造的，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人们的眼球开始越来越多地停留在手机的屏幕而不是家里电脑的屏幕上，从一开始就基于移动端打造的微信有巨大的优势。在架构上它更适配智能手机，操作更简洁和直观，在初始阶段能够直接导入手机通讯录，这也是对新用户极友好的。

在一个组织关系的层面上：微信提供的信息空间似乎很好地满足了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需求。在私密和公共的关系上，它找到了熟人社会这个恰当的中间地带，譬如在朋友圈里只有发布者的共同朋友才能看到其中一方的评论，譬如微信群中某个外来者加入会提示“ta与群里其他人都不是微信朋友关系”……这些设计都帮助这个社交软件成为一个成功的“多中心私人领域”。微信不可以过分公共了——像微博那样，否则会具备孕育公民文化和公民活动的潜力，以至于面临过强的监管而极大地限制增长。

而在表达媒介的层面上，微信了解什么是真正“大众的”交流。在上一个十年，进行互联网的即时通讯需要用户准备一台联网的电脑、会使用键盘鼠标、会使用中文输入法。智能手机的普及取代了前两条要求，但第三点而没有被彻底革掉命。微信第一个真正推出了优化好的语音功能，即让此前一直被输入法排除在外的中老年人等群体得以享受互联网带来的通讯的高效。这显著提升了社交软件潜在用户量的天花板。

事实上第三点拥有比它看起来更深远的意义——非书面文字的交流让互联网即时通讯从年轻人的“酷玩意儿”变成了每个人都能使用的基本工具，见证并且助推了互联网在中国从时尚品变成必需品的过程。

三、文字表达与多元信息之辨

“超越文字（gobeyond words）”的尝试处处渗透在微信里。在很多交互的手段上都能看出微信在淡化书面文字的优先级。在和朋友的聊天界面里，点进去下方是很明显且方便点击的“按住说话”键；在朋友圈的右上角，内容发布的图标是一个照相机——它鼓励用户发布照片或者短视频的内容，而无配图的纯文字内容则需“长按照相机”——这是反直觉的，是一个隐藏功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界面还会提醒用户“该功能目前处于测试阶段”。

△ 聊天界面的输入键提示这个信息空间优先是“声音的”

△ 朋友圈的输入键提示这个信息空间优先是“图像/视频的”

△ 朋友圈个人页面的输入键提示这个信息空间优先是“图像/视频的”

微信作为一个日活动用户量超过十亿的“航空母舰级”App，其用户从一线城市的00后到四五线城市的40后；正在阅读此篇文章的读者只是总用户画像中极少数、个别甚至特殊的部分。事实上从数据的角度上来看，不具备强文字创作/阅读能力的人占了大多数。所以可以说，“超越文字”的姿态是对大多数人更加友善的，会让更多中国人觉得微信是为ta着想、为ta设计的。

但微信推送在此处成为了一个转折。因为神奇的是，这个界面在长期以来真正以“文章”作为主要的内容创作载体。在这个语境下，公众平台简直像是微信里的一个异类。

推送中优先了文字的表达，这在微信整体环境中显得特殊

本以“取代垃圾短信”为最初目的，自2012年8月上线以后，微信公众平台事实上做到了媒体而不只是商业推广的目的，在极大量并不断新增的公众号上铺天盖地的文字创作狂欢中，“推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获取资讯的方式。

推送前置了书面文字的重要性，与微信整体想要“超越文字”的大方向似乎是相悖的。虽然瀑布流式的阅读方式也反过来影响着文字本身，越来越多的公众号开始用大间距、大缩进来稀释文字可能带给人的密度感，虽然越来越多的低质量文章错字、错词、错误语法满篇，但这些即便破碎、艳俗、词不达意、煽风点火的文字，仍然，是一种文字的媒介。

优先文字的推送和超越文字的微信的矛盾之处，张小龙在2020年初《微信公开课PRO：关于信息互联的7个思考》上有所回应。他描述和反思了团队的两点“失误”。第一，微信用户阅读推送都是在手机端完成，但是创作者编辑推送却只能在电脑上，“这限制了内容创作者的范围。”事实上，这也与我们所分析的微信“优先手机端而非电脑端”的指导性思路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不过这一设计似乎有更为复杂的后果，而不应简单理解为“失误”，譬如它适当提高了创作者的准入门槛，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内容的质量，否则公众号推文的整体质量或许会更加存疑。

创作者必须通过电脑端编辑才可以制作在手机端阅读的推送

而关于文字作为主要表达形式这一点，张小龙这样表述——

（推送）群发的内容并不是重点，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内容都应该是可以的，如文字，图片，视频等。但我们一不小心把它做成了文章作为内容的载体，使得其他的短内容的形式没有呈现出来，那使得我们在短内容方面有一定的缺失。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说，公众号本身并不是为媒体准备的这样一个原因。

——张小龙《关于信息互联的7个思考》，2020年1月

四、在信息时代重访书面文字的意义

一个互联网团队的气质和运作方式很多时候与创始人的性格息息相关。相比于其他许多互联网团队高歌猛进的狼性文化和对于“增长”及“时长”的不假思索的崇拜，张小龙表现出一种相对审慎甚至内敛的性格；微信作为一款产品，其更新也显得比较谨慎和克制。对于微信作为一个信息互联的工具，对于数字化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对中国人的影响，他都持续处于思考的状态——对于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媒介本身的特性同样如此。

就像是微信公开课上指出的，书面文字不是“属于大众”的媒介。在2020年的今天，过分强调书面文字的重要性甚至容易被指责为精英主义。但既然这篇文章本来就以语言媒介作为核心，探讨它的意义仍是必要的。

在多元的新媒介繁荣的信息空间里，书面文字显得“古朴”，而这或许恰好反映了文字在时间影响下的韧性。相比于许多文章倾向于分析比较不同媒介之间娱乐化倾向对人们的影响，此处我们更倾向于指出文字对于公共性的意义——一个完备的公共领域需要文字作为基本的物料，并尽量确保它不被过分地遮蔽或淹没。

向历史的深处追溯，我们最初写下简单的文字，除祭祀与美术的意义之外，其目的是把无形且迅速流逝的记忆、经验与思想固化下来。在这个角度下，书面文字这一媒介反映着人类超越时间冲刷和遗忘之本性的企图。尤其在汉娜·阿伦特的理论体系下，我们可以把文字视作一种“人造物”，它更靠近作为超越（transcend）价值的“工作（work）”而不是维持（sustain）价值的“劳动（labor）”。文字作品具备超越人类自身短暂的生命、脆弱的身体的潜力，便于一些已确立的经验和共识能够更持存地在代际中绵续下去。

借阿伦特的理论体系：在生物性的“圆周运动”下，作为人造物的文字“以直线运动”

而对于作为群体的人类来说，“世界性”需要一个稳固的背景来抵御自然不断的侵蚀。那么可以说，被保存的文字是共同经验的见证，作为重要的原材料，它构成了公共领域的那个“实在性”。对于一些事件、观点和运动，文字仍然具备不可替代的意义。语音、图片、视频都是“超越文字”的语言，会在互联网未来发展中必然继续增强下去，但无法脱离文字这一基本母体而单独存在。

就中文互联网中非文字的媒介表达来看，这些多元信息目前并不居于一个为持存而建立的事物世界，而是说，语音的、图像的、视频的内容，或许因为其自身媒介的特性，被吸收在一个不断加速的生产和消费的圆周循环中，构筑着霓虹闪烁的景观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类群体间的对话、讨论和意见的汇集，即便移步线上，文字仍然是（至少暂且是）那个最有效的语言。

无论是否是“一不小心”，可以确定的是微信在2020年确实更加发力推动了“超越文字”的进程，像弥补失误一样降低书面文字的优先级。我们上述引用的演说公布于2020年的1月，张小龙在最后也预告了“新的版本”。果然，我们在今年观察到了微信在短视频内容上的发力。因为用户基数的庞大，“视频号”版块已经成为了中文互联网上一个不可小觑且增长迅猛的新流量池。

相比往年，2020年的微信App有过高频次的更新，于之我们也能观察到另一些原则方向性上的调整。此前提到，微信作为一个数字虚拟空间，很好地还原了中国的“熟人社会”：其组织方式既让大多数人感到隐私得到保护（至少在表面上），社交方式很好地与现实生活接轨，也因没有生成真正的“公共领域”，而符合，或者说更好配合我国体制下的网络安全治理。但是在今年，我们似乎奇怪地发现，微信App内的许多版块似乎在增加其公共性的成分。

有五点更新是我们观察到比较有代表性的：

第一，对于添加好友的个数上限，微信长期以来设置5000作为天花板，然而今年这个界限似乎变得软性了——超出5000人后仍能添加好友；

第二，为公众号推出“问答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许多2018年后新注册的公众号无法开通评论区的缺憾；

“问答”在一段时间充当了微信公众号的小留言板

第三，微信新推出的“圈子”小程序里，未互相添加好友的陌生用户间可以互动。此前仅在微信推送的文章下方评论区里，陌生的个体才可以看见和听见对方；

第四，视频号的短视频内容下方有评论区，陌生人之间也可以互相评论；

第五，增加了“#”（hashtag）话题功能。不论在公众号推文、朋友圈、视频号内容或者聊天窗口内输入相应的“#”，都能够生成一个汇集该话题内容的新页面。

这种貌似公共性的增加是有趣的。在三月底沙丘研究所发表的《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一文中，我们开篇横向比较了微信与豆瓣两个内容发布平台的审查力度。在大半年过去的现在，再次横向比较这两个平台似乎同样充满启发。豆瓣一侧，平台继续设法压制公共领域的萌芽。其中一个十分典型的操作在于取消“#”（hashtag）话题功能——当豆瓣用户想要在广播中输入这个字符，系统将会自动将其替换为“*”。（2021年，豆瓣上重新可以打出#，但不再带有链接。）

须知hashtag虽一开始只是2009年一位推特程序员“兴起”发明的小功能，但它强有力的内容组织方式在英文/西方互联网中对许多政治事件和运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譬如早年的#ArabSpring 近年的 #MeToo #BLM 等等。豆瓣系统一个简单的字符替换动作，也就尽数拆除了这些临时、灵活、易于搭建的话题广场；对于一些实事热点话题，分散的原子化用户难以再快速聚集起来汇集公共的意见。为示不满，许多豆瓣用户都将自己的昵称前后添加了hashtag字符，聊表对公共性失落的微型抗议。

从表面上看起来，微信一侧似乎呈现出了与豆瓣相反的态势。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可以看出，这三点公共性的加持都是放在视频或图片主导的媒介上。惟有第二点中的“问答功能”是文字的，我们猜想这也是为什么它如此短命——从2020年8月18日开始灰度测试，11月15日却又不发公告地取消了——作为一个公众号推文文末留言板的合格替代品，或许它还是太强地鼓励了“有效的语言”。

至于第一点，微信取消了5000人添加好友的上限，但超出5000人后添加的好友是“仅聊天（chats only）”的，互相没有开放朋友圈的权限。事实上，创始人张小龙也曾多次被问到关于微信5000人上限这一点，毕竟千分之一的用户——近一百万人都已经接近5000人这个好友上限了。回答记者提问时他感慨，“（技术上）扩大5000好友这个限定非常容易，但对于它带来的影响，说实话诚惶诚恐，我们会反复思考。”

假想一个人的好友可以达到20万人、200万人，那么这位“高影响力用户”此时朋友圈的分享意义将更像是微博的展示意义，其好友也并不会再有聊天的必然意涵，而更像是互相关注甚至单方关注——此时的微信将要承担起广场式社交软件的责任和相应网络安全审查下的重负，其“熟人社会”的基本关系结构将不复存在，公共性的土壤将继续延展，这将根本性地重写微信作为一款社交App的性质。不难理解，微信团队会为这个上限数字尤感“诚惶诚恐”。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说，相比于取消好友5000人上限，或许取消微信群聊500人的上限会是于公共性更有直接影响的动作，也即是更不会发生的事情。

五、媒介变迁与公共性的涨落

综合上面列举的一些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微信团队一方面增强了用户之间可能的交互方式，一方面却也很巧妙地杜绝了真正的公共领域的产生。从一定角度，“超越文字”一举同样是一体两面的——既是对大众文化的友善，也在同时下降了潜在的更严肃内容的优先级。这样看起来，当文字的力量存在时，评论区等公共领域被严格限制，当公共性逐渐增强时，文字的力量被其他媒介所遮蔽。

在地缘上来看，位处广州的微信团队很可能确实并非政治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参与者、思考者。可是即便置身在互联网公司的赛道中，微信不应也无法完全无视政治化的考量，因为在这个国家，它已经是一块“言谈”的（最）重要发生场所。所以，团队的每一个小动作、小决策不仅会影响到譬如线上商城的营业范式，也会深刻影响公共性的存在与失落。“凡言谈遭遇危险之处，事情就在本质上变成了政治的，因为言谈使人成为一种政治存在。（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前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字是一切其他媒介的根基，而语言的混乱会导致文化的混乱。在可见的将来，文字将在微信生态当中逐渐下降它的优先级，在注意力抢夺的战争下处在更弱势的位置。其他形式的“多元信息”将进一步冲散书面文字的权重，也使得数字公共领域的“实在性”值得被重新思考。就像公开课演说中诚恳的表达：“微信作为一个基础的信息传递的工具或者说平台，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可能会引起信息洪流的流向的变化。”确实，微信对于自身信息空间的决策会对整个中文互联网产生方向性的影响。

“公众号不是给媒体准备的。”——微信团队的这一重申或许有远远大于其看似技术化和程式化表态的智慧。当一个平台承载的内容是商业化的，运营者会感到相对安全，因为这个平台可以也应当依循一个商业契约的基本规则，也就会更可持续；但当一个大平台成为媒体的，成为了一个有效语言得到组织和发表的地方，它将从资本的棋局滑向政治化的领域，将承载许多不可控的因素。

因为不同的个体可以来到一起，“互相交谈、听懂彼此、让自己明白”，这“复数性（plurality）”创造了阿伦特论述中“劳动”、“工作”以外的第三个根本性的人类活动：“行动（action）”。而行动将开创新的东西。“行动”是不可预测的，甚至协力行动者在最后也无法控制事件的后果，结局也完全可能不是行动者想要的。这种偶然、独特、打破先前事件链条的“新的开端”的威胁，值得让运营者感到无比惶恐。所以，“超越文字”之举如果能够成功冲淡公众号平台的严肃媒体意义，微信也能够在监管下更加安全地成长下去。

在公共性上，这篇文章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对文字固执的推崇。其原因是已经过去的时间给我们的证明。非文字的媒介显然并不是完全没有公共性上的严肃意义，我们可以想象语音、图片、影像作为庭审的关键证据，作为人们联系与团结在一起的重要催化剂，只是，我们尚且不能想象没有文字的规章、宣言，或者宪法。这些关键的、核心的记录与“面向他人在场”的“显现”尚且需要是被写下的。有些东西惟其被写下，我们才可以推知这些信念不再是可朽的，它不再是只为一代人所做的规划。

当下的环境中，数字世界的非文字媒介是否有生长出更严肃意义的苗头，这暂时还值得观察。如果这些“超越文字”的媒介只是维持诙谐、奇妙、有趣的状态，它们就仍然只能是数字时代的“私人物件”。即便它们“所谓的魅力扩展到所有人，也不意味着它就变成了公共的东西，也不构成一个公共领域。”，须知“公共领域可以是伟大的，但它恰恰不能是迷人的。（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7. 公共领域：共同”）”

不过我们曾经的经验或许并不能构成针对赛博未来的全部推理。就像我们必须认识到微信的存在大大降低了中国人迈向数字世界第一道门槛的高度——因为微信如此深刻地认识超越文字的媒介才是真正大众的语言，许多此前被排斥在这个新大陆以外的个体才能够不恐惧、不艰难也不设防地打开他们的第一个App，并也就在这一个生态系统里，可以逐渐学会数字时代的种种基本技能，认识到数字时代可以带给他们的种种新事物。

去文字化之举是一个基本的准入——就像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分析的，人类历史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真正包含全部个体的公共领域。古希腊的城邦拒绝了女人、奴隶与外邦人，19世纪法国的沙龙、咖啡馆或街心花园的参与者也大都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层面上，文字——无论是写作的或者言说的——都成了一个排除性的法则，因为只有善用它的一小撮人才能够真正踏入那个严肃议题正在被讨论与记录的房间。微信容纳了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城市的用户，以前所未有的完成度达到了尽可能多中国人在数字世界的在场。如果完全无视单单这一成就所带来的公共性价值，无疑也是不公正的。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没有哪个领域不需要限制。“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冯克利，<乌合之众>代译序）”对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限制一定是必要的；当然，这种约束也一定须是有理的。

没有哪个赛博理想国会从天而降，也不是每一个获得言说机会的个体都天生明白什么是“公共讨论”。如果结构性地缺失公共性的场所，那人们将更加缺乏公共讨论的训练。何以才有优质的讨论？哈贝马斯所言的“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或黑格尔所言的“辩证（dialectics）”中的“扬弃（sublation）”，都要求我们清楚话题的边界，尊重他人已有的论述，识别问题可能的多义性以及推证过程中可能的复杂步骤。

然而，如果全无这样的训练或启蒙，那么群体体现出的将是暴力和绝对的“预判性（presumptious）”言说——只要遇见与自己直觉不同的声音，就一定要仇恨、斗争、揭发、举报、围攻，直到将他者完全消灭。

此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超越文字”的努力欢迎了更多的成员，那么“超越文字”的媒介又是否能够促进更优的讨论？还是说，这一举动只是将一个媒体可能发出声音，人们来到一起得以听见彼此的场所，变成了更纯粹消费和娱乐主导的场所？

我们仍以阿伦特的智慧作结——

在任何地方只要人们以言说和行动的方式在一起，显现空间就形成了。……凡是人们聚在一起的地方，它就潜在的在那里，但只是潜在的在，而不是必然的，永远的在。

只有在言行未分裂、言谈不空洞、行动不粗暴的地方，在言辞不是用来掩盖意图而是用于揭示现实、行动不是用来凌辱和破坏而是用于建立关系和创造新的现实的地方，权力才能实现。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28. 权力与显现空间”